王培根馆长将珍藏的细菌战资料转送给志愿者

　　1月27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天之前，很多志愿者踊跃报名，亲临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者；这一天，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的20多位老人，面对青年学子，声泪俱下地追述历史；这天之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场正义的行动中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数十名大学生志愿者们，最近组成“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细菌战调查团组委会”，对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一次全面的抢救性调查。
　　当然，还有更多的志愿者，在继续。

　　我们能做什么？
　　——援助中国受害者
　　今年元旦前夕，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原告诉讼团法律顾问、杭州律师楼献，应邀来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作了题为《关于东京细菌战赔偿诉讼的现状和前景》的报告。
　　在这次报告会上，该校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郝丽萍和很多同学得知，尽管近些年来国内外不少个人和团体前往细菌战受害地义乌市崇山村调查采访，但很多调查不够全面，而且因为采写程序不规范，大部分材料不具有法律效力，史料价值也不高。
　　紧接着，郝丽萍和学工办主任王胡英来到义乌江湾曲江王氏宗祠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实地走访，现实让她们再次震惊：崇山村200多户因细菌战受害的死难者家庭中，有20多户已经没有幸存者，30名原告也只剩下15人。
　　当听见的和看见的一次次地敲击心灵时，学生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限涌动起来。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援助中国受害者，成立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细菌战调查团组委会”，对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一次全面的抢救性调查。
　　在楼献律师的帮助下，协会制订出了严格的调查规范和材料采写程序，并在学校的红色家园网站上发布消息——招募40名调查队员。
　　当时正值学校期末考试期间，没想仅仅一天中午的两个小时里，就有300多位学生赶到招募现场报名。
　　“还有不少同学希望通过网络和电话报名，但考虑到安全因素，我们还是婉拒了不少同学。”郝丽萍说。
　　志愿者协会最终确定了40多名团员。他们大多是法学、社会学、编辑出版等专业，不少来自金华、宁波、衢州等曾经的日军细菌战受害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博士，也是这次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放弃了学术会议的交流机会，来到了调查现场。“因为我们有责任。”

　　我们做了什么？
　　——全面真实记录每次惨痛经历
　　在“追求和平，清算战争罪行，杭电学子践行声援活动”的号角声中，1月24日中午，志愿者们到达义乌崇山村。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原告诉讼团团长王选，专程从上海赶到崇山村，为志愿者们作了细菌战专题报告。她还赠送给志愿者装订版的《战争与恶疫》，希望帮助志愿者顺利开展调查工作。志愿者们则真诚地为她送上一曲《感动中国》的主题歌。
　　第二天开始，志愿者们每两人一组，在当地老人的陪同下，正式开始调查采访。
　　“我们调查的第一户人家是王新林，他的爷爷就是在细菌战中得鼠疫死去的，日本人还烧了他的家……
　　第二户就是王基月，他的小弟弟和小姐姐是在细菌战中得鼠疫死去的，当时他小弟才三岁。幸好当时他在外婆家住，逃过一劫……
　　第三户已经死绝。
　　第四户只有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但她由于在细菌战时还没有嫁到崇山村，对细菌战的事知道的不多。
　　第五户，是爱花。她的前母和哥哥都死于鼠疫。当时她还没有出生，她哥哥才三岁。她姐姐也得过鼠疫，病重的时候连床头的桔子都拿不动，头痛头晕……
　　第六户是新报的，王瑞熊。他的叔叔死于鼠疫，他爸爸当时也得了鼠疫。由于当时得了鼠疫就会被日本兵抓走，他爸爸就躲在家中的米柜里，病重的时候根本无法走动，由她妈妈照料……”
　　这是其中一组志愿者鲍颖莹和吴漪兰调查的情况。像她们这样的志愿者，一共有20组。志愿者们白天分头调查，晚上整理图文，第二天再将成熟的文字稿拿到前一天被调查人家里核实，并请当事人按下手印。每个步骤，都按照法律要求去做。
　　这次的调查，成果显著。一是有专门设计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鼠疫传染病调查表”，志愿者们对崇山鼠疫受害相关的12个调查项目进行问卷式的调查、记录，具体到崇山村已查明的鼠疫死难者和多名受害幸存者的详细受害相关史实，格式规范。二是对新发现的有死难亲属的两户人家进行了严格的核实调查，确认鼠疫死难人数从原来的403人增加到405人，家庭从208户增加到210户。另外，还纠正了一位死难者的名字。
　　“我们力求全面、真实地记录每一位受难者的惨痛经历。”每名志愿者心中燃烧着一团火。
　　
　　我们看见什么？
　　——正义老人苦撑沉重历史
　　2005年，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2007年1月27日，又一个“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天，正是志愿者调查团完成对崇山村的口述历史调查、与20多位老人一起开总结会的日子。
　　“我们再一次被老人的泪水感化。”志愿者无不感动。
　　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今年75了。这位曾在义乌几个区镇担任过党委书记的老人，1994年发现人们对细菌战受害的人数还没有一个准数时，就开始介入这项调查工作。
　　王锦祶老人作为原告之一，对当年受害情况记忆犹新。他还精心描绘了一幅被烧毁房屋的示意图。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飞行员现在也已76岁高龄。
　　原告之一王晋华老人，主动为志愿者们演唱了《松花江上》。声声泪下。
　　展览馆副馆长、王选的新闻发言人何必会，2001年以后，开始真正介入细菌战诉讼的幕后工作，从文字宣传到原告组织，尽心尽力。
　　如今，展览馆的日常管理值班接待均由十几位老人义务承担，他们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是这些岗位不能没有他们。
　　“我见到他两次，每次他讲起细菌战的往事总是按耐不住伤感，哽咽着，可却始终精神饱满，讨还正义的声音铿锵有力。十几年的坚持，青丝变成了白发，白发催深了皱纹，事非经过不知难，个中滋味无人晓。”这是郝丽萍老师对王培根老人的描述。
　　“纪念馆的负责人都是些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们说他们很需要我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帮他们做事。其实我在想，这不是帮他们，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更是了解历史，寻求正义的机会。”志愿者在总结中写道。
　　
　　我们该做什么？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这四天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很多，真正开始学会将历史放在心里感受，而不再是一个模糊概念。也许还是很不够，但我相信这是个很好的开头。”
　　“我想如果有下一次机会我还是会毫不犹豫报名去，当然我现在也有义务让我身边更多的人知道有那么一个地方需要我们。”
　　“作为一个义乌人，我很幸运地被选中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而且的确，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深受教育。”
　　“当然，也许这次我们这么短暂的调查并不能给王选他们带来多大的帮助，但我们这批人确确实实受教育了。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知道的、我们想到的告诉别人，做宣传，让大家都来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知识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国家，知识创造未来！”
　　回来后，每组参加调查的志愿者都将写成一份感受和总结报告。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吐露了类似的心声。
　　最终，在所有报告的基础上，将提炼出一份总报告。据了解，这份调查报告，将来可作为史料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永久保存，部分材料可以为今后可能存在的新的诉讼作补充材料。